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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急需加快转型升级，作为社会热点话题存在，已不止一两年时间。在话题的另一面，是每年出境游游客数量已经超过1亿人次，这部分游客在国外消费的金额超过5000亿美元，其中相当部分花费在了电饭煲、马桶盖、箱包等高端耐用品上。旅行消费的清单列表，进一步激发了国人对“中国制造困境”的热议，在表达失望之情和探寻因果的舆论迎来高潮之际，今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也不失时机地回应了上述社会关注。
在今年的“两会”上，“工匠精神”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报告中如是写道，“改善产品和服务供给要突出抓好提升消费品品质、促进制造业升级、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三个方面。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在政府提出“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的背景下，“工匠精神”的提出，更像是一种微观信号，即导引中国的制造业走向更加专精的方向发展。
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央领导人多次讲话中提及，无疑表明了政府对于“工匠精神”的推崇。作为一种惯性，“工匠精神”的传达和讨论也遵循自上而下的顺序，构成了许多会议场合的热点话题。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对于工匠精神的理解，完全可以借机扩宽自己的视野，动辄德国制造、日本工人的提法，当然不存在问题，但对于深度理解工匠精神的本义、流变或许是不够的。
古典时期的发烧友
虽然在当下这样一个分工不断细化、情绪容易浮躁的时代，我们距离工匠精神有些渐行渐远，但工匠精神不是什么稀罕物，只要换一个说法，很多人就会觉得分外熟悉。古代的工匠，像极了今天的发烧友。发烧友是什么?就是指深度沉迷某一样事物的爱好者。发烧友可以是各式各样的。现代社会中，工作常常是无聊的，在业余生活里选择一两样爱好，感觉会非常棒。钓鱼是一种没有任何盈利可能性的爱好。在机械化捕鱼盛行已久的今天，钓鱼发烧友们完全是为了爱好本身。换句话说，爱好的对象本身，就是爱好的目的，它不像工作或者某个项目，只是一种手段，背后还有其他的目的。对于发烧友们来说，进入了爱好本身，沉浸其中，就是最大的意义。你对爱好的投入与否，直接影响你能否获得快乐，以及其他爱好者的认同和赞赏。
古典时代的匠人对于从事手艺的态度，与今天的发烧友们无异。他们首先是所在行业的深度痴迷者，对手艺本身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在中国乡土社会，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带着古典工匠色彩的匠人。譬如，笔者少时曾经见过村里的竹篾匠。记忆中，竹篾匠轻巧地把弄竹篾时，心情是愉悦的。他眼神专注，手脚熟练，不一会儿功夫，就可以编织出一个整齐轻便的工具。同样，那些手艺高超的砖匠，口碑极好的耕田师傅，一旦投入到工作中，就绝不仅仅是为了完成一份工作，赚取一些钱财。与其说他们是在工作，不如说他们是沉浸在一场精巧的游戏中，那种状态十分令人羡慕。
发烧友与真正的匠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外人觉得他们的爱好或工作是无聊枯燥的，但他们自己却觉得乐趣横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两者在进入状态后，都会逐渐发现物体的“灵性”。动辄守候鱼竿数小时的钓客，能够借助鱼竿与鱼群对话;类似的，瓦匠、砖匠、瓷匠们数十年如一日，他们也能够感受到自己与瓦砖瓷的“天人合一”。成语“独具匠心”，指的就是工匠在物体中融入自己精妙的构思。某种程度上，工匠的技艺是一种心灵的延伸，作为中介，实现与天地自然的融合与互动。
修补式的创新者
将工匠精神浪漫化，绝不是笔者的本意。之所以选择将现代的发烧友与古典的工匠进行比照，主要原因在于二者投入状态的相像。当然，如果要指出二者的不同之处，肯定可以列出许多。
古典时代的工匠，远没有现代发烧友能够得到的便利。后者尽管也会乐意去发掘爱好本身的历史，但更多的是在一个横向的空间层面进行探索。对于古典时代的工匠来说，他们的信念、技艺和力量，更多地来自于传统。工匠入门，拜师仪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师父是掌握秘诀的人，是决定你成功与否的关键性人物。
总体上，我们无须否认工匠传统的没落。面对工业化、规模化生产方式的冲击，传统手工业的产能不足是最大硬伤。除此之外，工匠传统还有一个上面提及过的最大特点，即珍视传统超过一切。要成为一个技艺高超的匠人，年轻的学徒可能需要经过多年的打磨，而不是现在几天几个月的培训。以剃头匠为例，新人学徒到正式“出师”，至少需要三年时间。在很多更加精细复杂的行业，出师需要的时间远不止三年。
所以，工匠精神的另一面，实际上要求工匠必须“与时间为友”。《尚书》载：“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工匠对于师门技艺的传统，必须用功精深、用心专一，不偏不倚，恪守中正之道。在师道传承中，徒弟对师傅更多的是一种学习和模仿。至于现代社会推崇的“创新”，在“允执厥中”的要求下，创新者可能会冒着背叛师门、离经叛道的风险。所以，一般来说，每一代工匠的技艺传承，注重的都是心与物的融合，而较少考虑改变。
好莱坞明星娜塔莉·波特曼造访日本东京时，曾经对一家只有6个位子的寿司店赞不绝口。
这家寿司店经营上百年，位子数量一直只有6个。来自日本本土的解释是：因为他们要把事情做好做漂亮，关键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对事物追求至善至美过程中的愉悦。日本寿司店的案例，可谓与中国的工匠传统殊途同归。两者都更乐意将精力花在对事物本身的精细化探究上，对于运营的扩展，以及技术的革新，都没有太大兴趣。
当然，工匠传统中并非没有创新，只不过这种创新绝不是如今互联网界流行的“颠覆式创新”，而是一种“修补式创新”。顾名思义，修补式创新不会轻易撬动主体根基，而是对一些边角边料进行修补。有时候，习惯了大张旗鼓创新的人，会对这种修补式创新感到不满，认为这种举动是陈旧的、落伍的。然而，这恰恰表明了，工匠精神并不是万能的，它的存在和适用，也必须置于一个具体的语境。
工匠精神的流变
工匠精神的提出，是在中国制造遭遇质量和价格双重瓶颈背景下的产物。所以，我们在讨论当代中国的工匠精神时，必须看到工匠精神的两面性，以及在这种具体背景下的相符度。
对于价格低廉、质量一般的中国主流制造业来说，工匠精神的主要意义在于对产品品质的极端重视。这种重视体现在对传统的捍卫和恪守，体现在匠人对手艺本身的沉浸和热爱。要形成这种态势，时间的沉淀非常重要。但对于很多中国企业来说，弯道超车是更为急迫的要求，这也显示出，目前对工匠精神的呼吁，继续存在“弯道超车”的功利思维。
很显然，工匠精神天然反对弯道超车，工匠精神强调的是“允执厥中”，是一种捍卫和留守。因此，对于大规模的企业来说，将更多的金钱和精力投入到研发之中，可以理解为新时代的工匠精神。尽管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匠精神，而是工业主义生产体系下，大规模人际合作背景下提升产品的途径，但最终指向的是提升产品品质。
以苹果iP od生产为例，早期产量规模较小时，订单主要是由日本代代传承的手工业者来消化，随着销量暴涨，就必须由富士康这样的规模化企业来代工。两者之间有诸多不同，但对于产品品质的把握都是一致的。富士康能够在诸多代工厂竞争中胜出，是因为在管理、技术、研发多方面积累了明显优势，但这并不能否认工匠精神的重要性，很多模具的精准度，富士康都要比竞争对手好出不止一个层级，才能始终手握苹果的订单。
所以，对于中国本土的制造业来说，在理解工匠精神的过程中，首先要承认自己的差距，承认中国企业的沉淀是不足的。在这个前提下，更加注重研发，侧重产品品质，才是有意义的。几乎可以说是垄断了全球手机芯片行业的美国高通公司，以及被誉为中国企业标杆的深圳华为公司，都在研发上投入了大大超出一般企业的金钱。高通公司的研发投入占据了公司销售额的20%，华为则占到了10%。这些公司成功的因素有很多，但研发高投入实际上非常重要。
对于高通、华为的理解，很多人认为研发高投入是为了创新。事实上，研发的很大一层意义不仅仅是创新，更不是颠覆式创新，而是夯实既有特点，即把原先的产品不断优化，不断打磨。这种精益求精的方式，虽然跟传统工匠背后的组织运作体系完全不一样，但是，二者背后的精神气质是非常一致的，那就是专注和执着。
在竞争中淘洗
企业发展，最终需要回归竞争的本质。创新也好，专注也罢，这些都只能在具体的竞争背景下考量和决策。没有任何一个政策，或者一种精神，可以包治企业运营的百病。70年前，瑞士表匠面对日本石英表行业的竞争，没有选择转型升级，没有选择颠覆传统，反而拒绝创新，继续强化自己原有的优势和特色。在今天，瑞士手表依旧是高贵的代名词，他们对工匠精神的传承，获得了市场的认可，也构成了后世热议的佳话。
然而，一将功成万骨枯，市场竞争是非常残酷的。工匠精神还有守旧的一面。柯达相机、诺基亚手机，这些同样传承工匠精神的企业，却也淹没在无情的竞争浪潮之中。所以，现代市场竞争中的企业，必须创新精神和工匠精神并举，只有这对看似矛盾的关系处理好了，企业才可能躲过各种危机。
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长期进行模仿、加工操作，创新不足，传承不足，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工匠精神的最大意义在于提醒中国企业，依靠劣质产品挣快钱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接下来必须静下心来，将做企业本身作为一种具有生命力的事业来看待。
中央政府频频提及“工匠精神”，也是为了引导企业更加执着、专注，在摒弃浮躁中开辟出新的局面。而与此同时，政府在职业技术人才培养、职业技术职称评定、行业标准设定等方面，也已经通过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等一些列措施展开来。这也让我们相信，工匠精神在当下和未来的中国，只要能够做到与时间为友，与创新协同，一定会融合出新的范式，绽放出新的光芒。
